1966-1976

 

 

 

 

 

 

 

第 三 编  

 

 

 

十年动乱  教育浩劫

 

 

（1966—1976年）

 

 

 

 

 

 

 

 

 

 

 

 

 

 

 

第一章  学校概况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966年，正当学校教职员工满怀激情，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艰苦创业，兴办教育之际，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人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清除这些人，就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领导文化革命，而过去和现在的确有很多人在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这个“通知”在党内传达以后，人们预感文化大革命就要席卷全国，学校肯定首当其冲。所以学校也作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到来的准备工作，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李洪恩，成员赵群、王友珍。

从1966年6月18日起，学校停课闹革命，这时师生全部卷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浊流里。学生基本各自为政，学校领导名存实亡，无法控制局面。后来，有人提议把校文革小组的成员和运动初大字报多的以及有明显历史问题的教职员，收拢在一起组成劳动组，有专人看管劳动。

1971年，“四人帮”以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为名，让原有部分教师分期分批下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有3名教师和2名领导被送到农村安家落户。

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编造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十七年教育工作做了荒谬的“两个基本估计”，在《纪要》中，把他们编造的东西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批判。他们以批判“封、资、修”为名，在教育领域内推行了文化专制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个批判压低了教师的地位与价值，知识分子在革命、建设领域所做的工作被彻底否定了。

1973年借马振扶公社发生的事件，开始批判“师道尊严”，实际上是进一步否定、批判教师。当时学校的局面比较好，教学工作刚刚就绪，但是由于批“师道尊严”，在全国各地刮起了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之风，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如同冷雨，把教师刚刚点燃起来的工作热情给熄灭了。

 

第二节  领导及学生状况

 

一、领导变更

文革期间，学校设备设施均和以前相同。学校的内设机构和领导人员有些变动，成立了党支部，书记王友珍、组织委员邢玉林、宣传委员（空）、革委会主任王友珍、副主任邢玉林。当时有驻校工宣队，但人员在慢慢减少，后来只剩下一个铁路的工宣队，有军宣队3人。

二、学生情况

从1966年到1968年三届学生下乡止，一中共有二十二个班，其中一、二年级各六个班，三年级十个班，约一千多人。

当时以连排为教学单位，在年部组办公。但由于校舍较多，教育局每年分给的招生数量也较多，最多的时候学生超过三千多人。教师数量也相对增加，达到一百三十人左右。一九六八年带青的教师全部回到学校。

学生从1966年——1977年，历届毕业生都上山下乡。在此阶段，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大下降。学生在校期间，停课闹革命，频繁下乡劳动，贯彻“五七”指示，批“智育第一”，批“师道尊严”，教学活动无法开展，造成了读书无用的不良风气。学校出现了不少“三无”学生（既无书本、无笔记、无文具的学生）。

在十年动乱期间，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急剧下降，个别学生在文革中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违法乱纪的现象较文革前有所增加。当时给教育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但是一中由于老教师多，对教育事业无限热爱、爱岗敬业、敢抓敢管，狠抓纪律教育、狠批无政府歪风，保证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校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

1969年、1970年两年未招生。

 

第二章  政治运动

 

一、“六·一八”事件

1966年6月1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中央决定，宣布停止高考，以便学生更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晚住宿的和部分没有回家的学生，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他们打开校内广播室，争相发表谈话表示决心。后来嫌广播室地方狭窄，就把广播器材搬到走廊里，以便自由发言。参加发言的学生越来越多，有的学生就指向党支部,说“党支部门槛高”，“踢开党支部自己闹革命”等。这时校内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认为学生的举动是不正常的，是大民主的表现，是反党行为。因此，就及时报告市委。当晚市委副书记邹群、宣传部副部长樊敬宗亲自来校。第二天，把十七日晚间积极活动的教师和学生记录下来，内部掌握。

二、进驻工作队

鉴于一中“六·一八”事件，市委决定在六月下旬由市委副书记张恒夫亲自送工作队进校并在学校欢迎工作队的大会上讲话。工作队进校后，取代了学校领导班子。队长杨广发、副队长刘振明、王茹珍及其他队员若干名。工作队队员分派到各教研组`各班级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工作队进校搞文化革命的思路还是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路子进行的。所以工作队认为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就能结束，杨队长在给师生作报告时说：“运动五至七天就能结束。”也就是开开会，写写大字报，领导如果没有大问题，运动就结束了。

很快又从北京传来消息：认为工作队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穿旧鞋走老路”。于是学生们又大反工作队，有的学生还要赶走工作队。进驻一中的工作队，察觉了这种形势，就悄悄地撤走了。

三、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决定》。学生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正像《决定》中所说：“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按《决定》的要求，组建由群众反复酝酿、反复讨论，全面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撤掉学校以前组建的革命领导小组。

经过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最后选举党员、体育教师于得澍为文革委员会筹委会主任，选举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了文革筹委会。

为了开展活动，筹委会把教师下派到所任课班级参加文化大革命。学校主要领导由各班安排随时答辩，哪班需要就到哪班去，中层领导随时听从调动。与此同时，红卫兵为了展示运动的成效，把运动中大字报多的、有明显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运动初执行反动路线的中层领导组成劳动组，进行劳动改造，由学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派人管理。

四、去兰州支援左派

正当学校运动比较活跃的时候，从外地传来消息，兰州某大学革命派受压，要各地革命派去支援。因此只一个晚上，校筹委和各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学生几乎全部去了兰州，剩下的学生无法再进行运动，所以运动暂时停了下来。

五、大串连

1966年8月18日，首都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接见了全国各地红卫兵。由于学生走出去了，眼界开阔了，所以他们就不再重视校内运动，把精力都用到了外面。

大串连一直持续到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中央发布决定，停止大串连，号召广大学生回原地闹革命，于是大部学生又都回到学校。

六、批判反动路线

学生依照外地的作法，把工作队揪回进行答辩，让他们把问题说清楚，批判他们在运动初期执行的路线。各班把学校的当权派分到班级，进行揭发、批判。学校最后一次召开的会，由受害人揭发批判，执行人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彻底清除运动初期给少数教师和学生强加的不实之词，为受害人恢复了名誉。由于批判了反动路线，所有参加劳动改造的人员全部解放，回到所在部门参加文化大革命。

七、成立不同观点群众组织

经过串连和批判反动路线以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因此无法成立具有统一观点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观点的派性组织就产生了。在教师中有两个组织，一是教工革命造反大军，一是教工红色造反团。

在学生中有三个组织，一是东方红公社，一是红旗造反团，一是红色造反大军。教工造反大军和学生的红旗造反团观点一致，教工红色造反团和学生的东方红公社的观点一致。学生的红色造反大军的观点介入二者之间。

八、武斗开始

1967年，市内武斗开始。一中由校内小型武斗逐渐走向社会。一中的武斗组织与和自己相同观点的校外组织联合在一起参加大型武斗。当时的四平还没有分为铁东、铁西两区，而是直接以天桥为界，将四平的东部和西部称道东、道里。道东由四平公社占领，所以红旗造反团就在一中原地不动；道里由红革会占领，东方红公社就搬到道里。

武斗持续很长时间，这个时期，教职工除领工资外都不到校上班。

九、大联合

1968年元旦社论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这些学习班有力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大联欢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遵照社论精神，在军宣队的帮助下，一中各派走向大联合，成立了大联合领导小组，指定一名中层干部负责行政事务管理。在军宣队的参与下，师生到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成立三结合的校革命委员会做好思想准备。

十、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末，由驻校军宣队牵头，教职工两派组织、学生三派组织和中层以上领导到北山部队机械化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定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召开庆祝一中革委成立大会。

革委会的成员如下：第一副主任王友珍（干部代表），副主任邢玉林（民兵代表），委员陈国臻（民兵代表），委员刘生（群众代表），委员金京福（群众代表）。学生委员有杨玉、张玉珍、张国权、于淑珍、赵国凤、贾致祥。革委会下设三个组：斗批改组由邢玉林负责，政工组由陈国臻、金京福负责，后勤组由刘生负责，教职员学习班由王友珍负责。

十一、工军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联合学校内部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驻留，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在1968年9月18日进驻107名工军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马福有，副队长王敏，军宣队由教导员罗得昭负责。

宣传队进校后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发布通令，宣布一切权力归宣传队所有。

二是清理阶级队伍，掀起大批判高潮，召开批斗大会。对够“公安六条”条件的教职工和已宣布被打倒的当权派共计二十左右人实际专政，指派一名教师负责管理。

三是搞内查外调，搞大批判，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从宣传队进校到1968年11月6日止，学生下乡这个期间，对所谓够“公安六条”和站错队反军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批斗，实行专政，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十二、学生上山下乡

广大学生遵照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学校于1968年11月6日将三个年部共22个班的学生一起送到双辽县两个公社落户。三年级前5个班和二年级全体，下到服先公社落户；三年级后5个班和一年级全体到兴隆公社落户；每个大队派一名老师带队，协助管理集体户。

在届学生下乡后，1969年上半年，学校没有学生，军宣队2名驻校，工宣队5人驻校，在工、军宣传队指导下，仍继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了消除派性斗争，增强团结意识，落实政策，学校集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团结的指示和论述，团结广大人民，团结越多越好”。为了统一认识，更好的落实政策，还集中学习毛主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通过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和认识都提高了，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团体意识，彻底落实政策，被专政人员全部解放，回到教学岗位，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有五名同志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下农村落户，后调回学校工作。

 

第三章  教学工作

 

第一节  教学管理

 

从1966年7月份起，学校停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下学期，由于一中没学生，市教育革委会决定从二中、三中、十八中拔给一中十八个班学生，教师也随班一起拔过来。

根据实际情况，学校设教改组，组长徐振刚、高景文；政工组，组长赵治义；后勤组，组长白凤舞；团委书记陈国臻。

学校刚刚复课，已经散惯了的学生很难一下进入学习的状态。学校深感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比较严重，纪律差到难以言状的程度，致使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所以当时首要的工作是抓纪律，有良好的纪律做保证，才能搞好课堂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管理上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学校具体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强化纪律教育，特别是课堂纪律，使教师认识到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其次，给老师撑腰，号召老师直起腰杆抓纪律，这一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学校还在全地区介绍了经验。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时间里按计划授课，恢复考试制度，重新开展了听课、评课等一系列的教研活动，学校秩序大有好转，教学质量大幅度的提高。

经过一段适应性的工作后，学校在集体备课方面也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新的方法。

 

第二节  学生走向

 

1970年，毕业生按上级要求毕业，毕业的去向定为“四个面向”，具体指面向工厂、商业、教育、农村。这届毕业生根据当时情况，大多数面向了工厂、商业、教育，少部分学生面向了农村。

由于教育改制，加上一直没招学生，所以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没有毕业生。到一九七四年有十个班的毕业生，送双辽县桂花公社插队落户；一九七五年有十个班毕业生，因当时下乡政策有变，不由学校组户，由学生家长单位组户插队落户，这样下乡的学生就比较分散了。

1972年有七个班毕业生，因一中校风好，学生纪律好，所以经市知青办批准，这批毕业生到四平郊区插队落户。

 

第三节  反回潮歪风

 

正当学校处于恢复教学秩序的大好形势时，一九七四年春，在某省的一所中学里，一个女学生被班主任老师批评后自杀身亡。这一事件被掌权的“四人帮”一伙奉为至宝，借此大作文章。于是全国立即掀起批孔老二、批“师道尊严“、大反教育回潮的歪风。

此后，“四人帮”下令学习他们所树立的典型。

一是学“白卷先生张铁生”，扬言知识越多越反动。

一是学“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黄帅式的学生，还说“宁要小老虎不要小绵羊”。

一是学朝农，宣传学校越办越向下，学校越乱越好，主张“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