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逍遥派”的心理轨迹（1968届郭树柽）

高中，人生的黄金时期。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我们，偏偏同“十年浩劫”的最初疯狂阶段撞个满怀。30年后重新审视那段令人惶恐、狂热、痛苦而难忘的经历，对我们人格和心理的形成，留下了怎样的印痕呢?我的那段心理轨迹大概也是相当一些人的心理类型。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把整日沉迷于数、理、化的同学们造懵了，更哐啷地关闭了高考的大门。骤然间，校园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的神圣殿堂，成了向资产阶级开炮的战场。衡量人的标准不再是学习成绩的优劣，教学水平的高低，而是“革命”、“反_革命”，“左派”、“右派”。当时，平日风度翩翩特有“资产阶级味”，据说五七年曾是“中右分子”的刘新友老师首当其冲地被“揭”了出来，抹了鬼脸，开始挨“斗”。他的爱人 ，我们高一．二班班主任张雅贞老师也当即成了“革命”的关注对象。几位“革命”劲头十足的同学策划出揭发张老师种种“错误”的大字报。

班里气氛异常紧张，似乎谁“左派”，谁“右派”就以此为线了。同学们无论有心的与违心的都一个个签了名字，唯独我拒绝签名。可能因为“格色”的缘故，结果万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一张“呼吁张雅贞的得意弟子郭树柽快快起来揭发问题”的大字报贴在教室门口，随后又“再次呼吁”，紧接着在校主楼东侧楼梯口贴出足有几平方米的大字报，揭发我这个班级的学习委员、团支委，通栏标题是“看张雅贞培养的白专典型”。外班同学在大字报前围观，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十六七岁的我头一次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尽管人前装得若无其事，可是委屈、愤懑、惶惑、痛楚，时时袭上心头，只得暗自鼓励：“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其实张老师平时挺“马列”的，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些断章取义，想当然推理凑成的错误，至于我的问题更牵强附会。我百思不解：为什么平时在老师面前象宠物似的欢跳的学生，平时说笑打闹的伙伴忽然变得张牙舞瓜凶恶起来了呢?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哪里去了?人的良心何在?对此，我很长时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才领悟：那个人整人的年代，谁都可能被整，整别人或随大流，大概也是自我保护之举。政治运动翻来覆去，国家大灾大难，百孔千疮，个人的恩怨已经很渺小了，况且大家明白“我们都叫人给耍了”，我才在内心谅解了同学。

然而，也许这种切肤之痛，最能唤起人的良知。当看到往日活泼热情的张老师被抄家、怀着身孕被逼迫站椅子，那些挨整的老师象霜打的似的失去师长的的尊严和风采，我的内心自然而然生出同情与悲悯，我也想起了自己十来岁时，哥哥姐姐在另一场政治运动中的遭遇。那时念大学的哥哥仅仅因为他的要好的同学被打成右派，他没有违心地揭发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被定了“中右分子”。哥哥喜欢唱歌，可是那年暑假回家时沉默了，分头剪成小平头，黑黑瘦瘦，此后多年忧郁寡欢。读高中的姐姐也由于在运动中受到打击中途辍学，后来靠自学才升入大学。而时时挂念儿女的母亲常常暗自落泪。少小时，我的心田里曾种下了对整人运动的恐惧和厌恶。当我目睹曾经狂热地投身运动，却被定为罪人的同学贾东福戴着24公斤的铁镣，被刑警押着一步一步挪到学校礼堂台上批斗时，惊恐的我虽然不得不举起手臂，可是怎么也喊不出打_倒他的口号，仿佛看到我小学时的班长象电影里的情景一样被押赴刑场，而他的母亲，一位慈祥的妈妈悲痛欲绝。在那恐怖的会场，我的眼里噙着泪，心里滴着血。

也许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伤痕，使我对后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总有种难以莫名的反感。大串连之后，许多同学积极建立组织，狂热地参加斗争，而我在一个温和派的组织里挂个名，当起了“逍遥派”，除了为柴米油盐奔波外，即使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也捧起哥哥姐姐念过的书，自学高二、三的数、理、化……弥补未完成学业的缺憾。

也正是成长的关键时刻，母校给我种了“疫苗”，亲身体验到挨整的痛楚，因此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这个家庭出身没有“辫子”和“尾巴”的人从没有去整人，反倒有点敢顶的底蕴，当然也曾有过类似当年的小尴尬，但终归没有做孽，没有留下人生的悔恨。

1998年5月20日